观察 | 透视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左翰嫡

“人一旦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贪婪就像洪水一样将你淹没。”“别人有求于我，我替别人办事，别人送钱感谢我，我认为在情理之中。”“被留置之后，我没睡过一个好觉，每天一醒来就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噩梦，从云端掉进了峡谷。”……

今年以来，多位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录内容被公开曝光。反腐高压态势下，这些干部为何依然置党纪国法于罔闻，最终落得身陷囹圄的下场？

在公开曝光的忏悔录中，“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正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初心迷失、思想蜕变等主观因素，是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根本原因。走上领导岗位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原党委委员任杰灵把入党时的承诺完全置诸脑后，任由奢靡成为生活的主旋律，“能数出来的名牌商标比知道的党纪条规还多”。在忏悔录中，任杰灵写道，由于自己平日里不注重政治理论学习、不注重世界观改造，造成信仰缺失、道德缺失、思想颓废。

理想信念是党员干部的精神之钙，学习教育则是预防“软骨病”的有效药方。一些单位在干部教育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流于形式，导致走过场、搞突击等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干部连学习心得体会都让他人操刀代笔，职位升上去了，政治意识、纪律规矩意识却还在原地踏步，甚至不断退化，无法与职位要求相匹配，最终酿成大错。

梳理发现，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是导致党员干部坠入违纪违法深渊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至2018年，海南省东方市水务局原局长张渊利用职务便利对项目招投标、议标进行暗箱操作，非法收受他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22.65万元。在忏悔录中，张渊写道，作为水务局的“一把手”，局里的工程招标全是自己一人说了算，没有人能管得了，自我约束心理渐渐消失，最终倒在商业贿赂之中。“我用血的教训告诫人们，对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必须加以制约监督。试想，如果我没有权力，不是一人说了算，那些老板商人还会如苍蝇逐臭般地向我行贿吗？”

领导干部大搞一言堂，亲清不分、政商勾结现象依然突出，暴露出部分单位在权力运行、制度执行方面存在操作空间，为利益输送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表示，“熟人圈”腐败是顽症，亟需标本兼治：“既要下狠手‘打虎拍蝇’和严惩行贿者，又要弥补制度漏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构建优良的政商环境。”

迷信所谓“人脉”，倒在官场“潜规则”上的干部同样不在少数。商人苏洪波利用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等人谋求升迁心理，将自己包装成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成为在选用干部上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地下组织部长”，导致云南政治生态中歪风横行，山头主义和帮派现象突出，用人导向严重扭曲。秦光荣在其忏悔录中反思了自己违背党的组织路线、拿组织原则做交易，导致选人用人不良风气盛行的恶果，承认了自己想通过苏洪波攀高枝、谋取更高职位的愿望。

“应该相信组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寄托在某些能够‘通天’的个人的身上。”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欧黎明评价。时至今日，仍有部分领导干部没能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惯于与“有后台、有背景”的朋友在酒桌上谈笑风生，任由山头主义不断滋长。错误的、带有私欲的出发点，令其不断偏离正确航线，最终被自己一手打造的不良政治生态所反噬。

此外，还有干部放松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甚至授意家人借自己名号收受财物，大搞家族式腐败，造成恶劣影响。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苏利冕坦陈，从违规经商，到收受礼金礼卡，自己的家庭成员都或多或少有所参与，“特别是我儿子参与其中的程度较深，从小逢年过节收受礼金礼物，到国外读书收受老板赞助的零用钱。回国后经商办企业的本事没学会，而我的不良习气却在他身上暴露无遗。”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也曾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据了解，苏荣全家共14人因腐败涉案，人数之多为近年来所罕见。

上梁不正下梁歪，“父子兵”“夫妻档”式腐败，体现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对家人亲属不严加管教约束，助长特权观念、享乐奢靡之风，到头来只会害人害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认为，“不好的家风，会导致权力滥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权力寻租现象加剧；会助长行贿、涉黑等违法犯罪行为；会毁掉干部、毁掉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多数干部的堕落轨迹并非直线下滑，而是呈现出由小到大渐近发展的特点。在重庆市黔江区政协原副主席张翼林的忏悔录中，贪欲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得到了全面展现：“我到中心医院工作不久，一个医疗器械商人到我办公室送给我8000元红包，相当于当时职工一年的工资。尽管收到红包不安了很长时间，我却一直找理由安慰自己，几个月后看到没什么事就把钱用掉了。”从此，张翼林对“老板们”送的财物渐渐习以为常，收受的金额越来越大，心态也变得越来越心安理得，完全丧失了底线。分析自身违纪违法原因时，张翼林说：“我比较强势，没有人来批评我，我也不喜欢有人来批评我，说我不对。”

在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振峰看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优化党内政治空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会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空气清洁剂”。然而，一些党组织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时过于随意、平淡，不愿批评、不敢批评，更有甚者常年不开展党内生活，令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无法及时得到纠正，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针对上述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中暴露出的问题，各地纪委监委积极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求，以案明纪、以案促改，在制度建设、干部教育等方面发力，不断拧紧纪法螺栓。江西省纪委监委运用省生态环境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曹永琳严重违纪违法案，以视频形式面向全省生态环境系统3700多名干部职工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并督促该厅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刻查摆问题，逐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云南省纪委监委坚决肃清流毒影响，严把选人用人关，建立健全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工作责任倒查追究机制，明确在党风廉政意见回复中隐瞒或夸大事实、弄虚作假、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而造成审核结论失实的严肃处理，精准识别“亚健康”干部，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向力力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案为镜鉴，湖南省纪委监委启动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着力发现党员干部与商人老板不正常交往的情况，及时教育提醒，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湖南还坚持正面模范、反面典型相结合，推动廉政警示教育制度化常态化。”该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省依托监狱、办案场所设立18个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创立伟人故里等64个廉政文化示范点，并先后拍摄11部警示教育片，持续发挥“示范”“警示”典型教育作用。